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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批评史上，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它对后世书法理论批评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东汉时期儒学背景的崛起直接奠定了中国书法的文化系统。从本质上说，赵壹《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这使得赵壹无法以书法本体论的立场对书法进行审美观照，从而也使得赵壹无法达到同时代崔瑗、蔡邕的书法审美高度。但赵壹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性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形象——书法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旨。”由此，东汉书法理论呈现出两极发展态势：崔瑗、蔡邕以本体论的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赵壹则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这两个表面看来严重冲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共同建立起书法的审美——文化认读模式，从而确立了书法理论本体的完型。
赵壹《非草书》的儒学立场，使他无法以审美角度理解、认知草书，而是把草书视做离经叛道的末技：
（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 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
岂不细哉。
在赵壹看来，书法是“王政之始，经典之本”，是圣人载道的工具，它直接关乎王政礼乐的盛衰。而对草书的耽迷则只能引入背经离俗，误入歧途。他的《非草书》便旨在使“士子就有道而正焉。平息社会热衷草书的狂热情绪。
草书在东汉的兴起，虽然有着强大的实用背景的支撑，但与崁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出现的隶草，藁草已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审美内涵，前者是“赴急速”的实用化产物，后者则是审美意识趋于自觉的结果——草书已完成从实用到审美（即藁草到草书）的过度，获得独立的艺术品格。这个时期崔瑗、杜度、崔寔、张芝、罗辉、赵袭等众多草书名家的出现，，使草书形成一个在士人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从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的狂热心态：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凡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灸众庄，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可以看出，东汉书家对草书的耽迷已进入纯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他们对草书的认识已完全摆脱了实用的羁绊，主体意识趋于高度自觉。他们为追求草书艺术可以抛弃仕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大批士子也弃置经学而献身草书：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
这是一股汹涌的艺术浪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期，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未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阴阳，儒墨，道家，法家，纵横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着，而统治者对诸家思想的选择依循也不尽一致：
孝武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后世作为万世之宗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存在着，其地位甚至比不上黄老之学。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汉国势日益强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兴太学，置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儒学遂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最高哲学。
由于西汉儒学主要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阴阳、道家、法家各家学说而形成，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便构成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谶讳经学。“谶讳之学，经之支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将过去的一切具有预言性质的东西（包括神话传说在内），加以汇集，用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并融入儒家的经义之中，神学，谶讳在同一个目的中融和交织起来。”今文经学在上层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统治严重桎梏了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学官外，它仍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愈益趋向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遍注六经，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而统一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繁荣自觉。
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正处于东汉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自由活跃的时期。作为正统文人赵壹显然对土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艺不满，他的《非草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平息弥漫整个士人阶层的草书热情，使文人学士重新皈依经学，就有道而正焉：
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
对赵壹而言，书法只是圣人的载道工具，而当书法独立于经学之外并直接对经学构成冲击时，赵壹便无法厘清书法实用与审美的分野。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入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
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赵壹的书法文化本位观念对晋唐及晋唐之后２０００余年书法理论的发展构成带规定性的影响。在赵壹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理论家将书法有意识地纳入既定的文化体系中，书法的文化性表现为泛化的非主体特征。西周时期，书法虽被列为“六艺”之一，但“六艺”本身的泛文化性也决定了书法的泛文化性特征。
由此，书法作为“艺”的规定，虽然具有文化的维度，质素存在，并直接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但“六书”作为艺术理论更多地还是指向书法的审美特征。“六书”的“象形”、“指事”、
“会意”便是立足审美立场对书法视觉空间造型的强调，这构成上古书法结构理论的主体内容。
自西周至东汉之前，书法理论主要表现为书法结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这是与书法本体动态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主体特征的文化体系对书法构成箝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类型是泛化的。书法与文化的结合处于一种自在的游离状态。赵壹在东汉的出现改变了书法与文化的这种历史关系。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使得赵壹得以站在儒学思想背景下对书法明确地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的理念和价值范式，由此，书法的泛文化性被对儒学的单维的绝对尊崇所取代。同时，这也构成了汉以后２０００余年书法理论的首要文化内容。
中国书法理论由上古滥觞形态的“六书”理论发展到东汉，其理论本身发生了重大转折——书法理论不再仅仅是立足书法（文字）结构的空间造型理论，而是向审美一文化复合模式发展。
可以看出，赵壹、崔瑗、蔡邕的共同理论努力促动了书法理论的转型，完成书法理论由结构理论向本体（审美）理论过渡，至此，书法理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赵壹站在儒家卫道立场，在东汉草书艺术浪潮对经学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时，力倡书法对儒学的尊循，并由此开启书法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这是一种不合目的合目的性。早于赵壹的崔瑗、蔡邕虽然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从而将书法审美提升到主体高度，但从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来看，东汉时期书法理论如果失去赵壹文化本位理论的参与则将大大推迟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为从本质上说，书法理论本体并不仅仅是由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点上赵壹对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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