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的性情说

杨维桢的性情说

　　杨维桢(亦作杨维祯)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字廉夫，早岁居吴山铁崖，即以铁崖为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筑楼读书5年，以辘轳传食，日夜攻读。泰定四年(1327年)中进士，曾任天台尹，因狷直忤物，10年不调。参与会修宋、辽、金三史。至正间升江西儒学提举，后罢去，浪迹浙西山水间。张士诚据吴，累召不赴，徒居松江。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召修礼乐书，因辞不就。生性气度高旷，志趣绝俗，自谓：“以铁石心取疾于世。”(《方寸铁志》)善游乐，以声乐自娱。诗名专擅一时，纵横奇诡，古朴冷峭，号铁崖体。喜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又称抱遗老人、老铁。一生著述甚丰，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钥键》、《礼经约》、《历代史钺》、《东维子集》、《琼台曲》、《史义拾遗》、《铁崖古乐府》等，积数百卷。
　　杨维桢的书法受晋人影响，自称“临晋帖用笔喜劲……”(《画沙锥诗序赠陆颖贵》)后来脱略成法，一任情性，独出机杼，别开生面。有元一代，书法艺术在回归古法的旗帜下，大都笼罩在赵孟頫的麾下，即便是一些个性较为突出的书家如柯九思、张雨等，亦徘徊于晋、唐与赵氏之间，而杨维桢却能以其过人的胆识与魄力冲出赵氏樊笼，点画狼籍，任情恣性而独步书坛。明代刘璋《书画史》谓杨维桢：“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即指其书法率意放情，粗服乱头，以手写心，开有明一代书风。明代杨循吉说：“铁崖平生以文字为游戏，……观其落笔层层叠叠乃能发许多议论，亦可谓宏且肆矣。”(《题杨维桢(竹西志>》)明代李东阳《怀麓堂集》云：“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明代吴宽评杨维桢书法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析倒载而归……”(《匏翁家藏集》)明代许有贞评曰：“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之所以会有如此书风，是因为“杨铁奇人也，不遇其时，不偿其志，遂奇其歌辞并奇其踪迹。”(明·安世凤《墨林快事》)杨维桢书法放而能收，奇而能正，于不经意中饶真趣，于无法中见有法，其极具魅力的书法风格实即其“诗本情性”说的心迹表露：
　　或问：诗可学乎?日：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虽然，不可学。诗之所出者，不可以无学也。声和平中正必由于情，情和平中正或失于性，则学问之功得矣。
　　　　　　　　　　　杨维贞《东维子文集·剡韶诗序》
　　杨维桢书学思想深深打上了元代书论的烙印，受时代、环境与其艺术思想的相互制约，决定了他对书学的认识只能是在古法的束缚与情性的自由之间徘徊，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题跋中略窥一二：
　　李西台书，与林和靖绝相类，涪翁评之谓西台伤肥，和靖伤瘦。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伤为不诬。西台之书，类其为人，典重温润，何肥之伤也哉。
　　　　　　　　　　　杨维贞《题李西台六帖》
　　从中仍可以看出杨维桢以人论书的传统认识，注重人格卓立，是古代大多数书家的毕生追求，这与艺术作为自由人生方式的特殊存在有着某种同构关系。杨维桢为人为艺，十分强调人品修养：
　　故志洁矣，其称于物也必芳；学博矣，其游于艺也必芳；行成矣，其发于言也必芳；言达矣，其流于后也必芳。……然则此身之主宰者，在吾方寸之地，培之养之，榛秽净尽……
　　　　　　　　　　　杨维贞《赠王子初双勾墨竹歌》
　　元末，杨维桢异军突起，使人刮目相看。明人孙扩噬书画跋跋》中说：“铁崖公余曾见用笔颇重，亦有纷披老笔，恐非书家派，当借诗以传耳。”正说中了杨维桢“诗本惰性”说即其书本惰性书风的理论支撑，作为元代书学思想，杨维桢的情性说无疑是一首回旋激荡的交响乐曲的一个响亮的结句。
　　经过以上对元代书法理论的爬罗剔抉，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元代书法理论从总体上体现了传统书论中以社会价值作为艺术价值评判尺度，以社会理想作为艺术存在的依据，故其书论实质上是一种人论，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人格文化。人们的创造性推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的总体性又制约和规定着人们的创造，因此，元代的书法理论，只能是历史上的“这一个”。元代书论异于其他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以古为新，借古开今。同时应当看到元代的书学理论仍然难以与文字学、金石学、史学、诗论、画论等理论系统拉开距离，以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也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学术高度，这虽然与元代书家的理论立场有关，亦是历史局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