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允明、徐渭书论与反帖学思潮

　　南宋以来晋唐一体化的帖学范式发展到明代中期已愈益走向封闭，“法”的超稳定结构和对个性的窒息，使书法沦为理学的工具，而书家主体则在对“法”的绝对尊崇中彻底丧失了自我意识。明代中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崛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个性解放运动，陆王心学打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强调“以心为本致良知”，肯定人的现实情感和市俗欲望，将人的“视”、“听”、“持”、“行”都说成是良知，从而以人的现实情感的内在需要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准则的出发点。反映到艺术领域，主观情感的表达也就成为支配艺术创作的首要因素。李贽说，“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并大倡“童心说”，“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总之本心也。”汤显祖也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并以有情之天下”来反抗封建专制“有法之天下”。公安三袁创“性灵说”，“独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间流出，不肯下笔。”这些高扬“本心”、“至情”、“至性”的自主权威意识，从根本上冲破理法的束缚，而使人的主题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凸现。
　　在书法领域，随着反帖学思潮的产生，书家对理法的抨击和对主体的追寻也全面显现出来，祝枝山首先做出了这种理论努力，他说：胸中要说话，句句无不好，笔墨几曾知，开眼一任扫。
　　在祝允明眼里，一切理法都不存在，书法只是自我情感的自由逞露和挥洒，而只要是在内心真实情感驱使下产生的书法创作，便是“句句无不好”。他进而宣称：“不屑为钟、索、羲、献之后，尘，乃甘心作项羽、史弘肇之高弟。”这就把帖学的理法完全踩在，脚下了。
　　对帖学的反叛导致祝允明进而对赵孟頫发出“奴书”之诮：“(赵孟頫)不免奴书之眩”。祝允明对赵孟頫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反帖学思潮的深化。可以看到，在整个明代初期理论领域赵盂颗的统治地位是极其牢固的，他甚至取代王羲之而成为帖学道统——对于明初书家来说，赵孟頫便意味着传统的全部。解缙《春雨杂述》在推许赵孟颗之后，即有这样一份排出的谱系：
　　……当时翕然师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伟，浦城杨翰林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纯和，及门之徒唯桐江俞和子仲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传授、而太仆以教宋燧中王行，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于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
　　这个嫡承谱系从元代赵孟颗、康里子山，一直到明代的宋克，如果再加上詹孟举又是解缙的老师，则自赵孟頫以下直到解缙，应该就是解缙心目中的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赵孟頫对时代初期书坛的笼罩力和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明代中期书坛反对赵孟頫要比反对王羲之所承受的现实压力还要大。因为反对赵孟頫不仅意味着反对王羲之本身，而且还意味着反对由赵孟頫复兴的帖学道统——在明代二王帖学与赵孟頫的复古主义已构成一种合力，而这种合力的中心语境即是赵孟頫。这就是赵孟頫在明代，前期书坛不可撼动的历史原因。赵孟頫对明代书坛的笼罩不仅使明代书法走向靡弱、滥俗，而且也使帖学本身走向异化。这也是明代中晚期反帖学思潮的领袖人物大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赵孟頫的历史原因。由此，祝枝山对赵孟頫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明代中期审美观念的价值转换。
　　作为启蒙思潮中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先驱，徐渭继祝允明之后，将明代中晚期掀起的反帖学思潮进一步推向深化。徐渭强烈的叛逆个性和反叛意识使他在书法观念中，更加强调书体主体情感的地位和价值。在《书季微所藏摹本兰亭》中，他说：
　　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意者，始称高手。
　　在徐渭看来，书法是一已情感的自由表现，如斤斤于“法”的束缚，则会彻底丧失自我。因此，徐渭认为“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徐渭尖锐地指出，学书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而“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邪?”在这里，徐渭明确反对依榜古人，因袭模拟，而强调个性和独创。这也就是“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这种观念也全面反映在徐渭对赵孟頫的批判中：
　　李北海此帖，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独高于人。世谓集贤(赵孟頫)师之，亦得其皮耳。盖详于皮面略于骨，譬如折枝海棠，不连铁杆，添妆则可，生意却亏。
　　徐渭认为赵孟頫为“法”所缚，缺少主体观念，因而学李北海仅得其皮相而没有把握内在精神，整个作品缺少生命意蕴。——“添妆则可，生意却亏”。这实际上已触及到帖学的痼疾。可以看到，徐渭对赵孟頫的批判其意义已经不止于批判赵孟頫本身，而是将整个帖学系统作为抨击的对象，这可以视作祝枝山之后反帖学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在徐渭书论中，最能体现其主体创造精神的要算是“世间无物非草书”这句名言了。在这句话中，徐渭虽然论的是草书，但事实上，其内在精神指向已经超越了书体的规定，而揭示出整个书法艺术的本质内涵。在徐渭看来，宇宙万物，日月星川，山河大地无不是书法艺术的万千表现形态，而书法艺术从本质上也无不体现出泛化的宇宙精神，它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的交融、互置。这种观念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冲破了帖学理论的狭隘观念，而从本质上揭示出书法艺术的真谛。袁宏道在《中郎集》评论徐谓书法说：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可以说徐谓的书法创作是他书法美学理想最完美的呈露，是他书法本质精神的外化。
　　明代中叶以来，反帖学思潮的出现预示着书法的范式变革。它深刻地表明，人的感性激情再也难以在帖学的桎梏中安处。祝枝山、徐渭书论对“法”的反叛和书家主体精神的追寻都对帖学存在的合理性发出置疑。“一个永恒不变的完善世界的观念在艺术中和宗教中一样都是梦想，艺术家所剩的唯一价值就是对自己的忠诚。”祝枝山、徐渭正是由对帖学道统信仰的破灭，而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主体价值，从而对帖学道统展开全面抨击、破坏。不过，应该承认，不论是徐渭”还是祝枝山，他们对帖学的批判、破坏，都还没有导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但破坏本身即意味着建树，晚明碑学观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对帖学范式的破坏所带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