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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作为东汉书法理论重镇，他的书学理论构成了对从西周到东汉“六书”理论系统的集大成阐释。由于上古时期书法理论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对书法(文字)空间结构的艺术阐释，因此“六书”理论构成上古书学理论的主体内容。
西周时期，“六书”已作为贵族教育的六门学科之一，并被纳入“艺”的范畴。但由于在《周礼》中“六书”只有总称而无细目，因此，从西周到东汉对“六书”内容的理论阐释也构成书学理论的重要方面。东汉前期对“六书”的研究阐释达到鼎盛，“六书”的具体内容也得以界定厘清。东汉“六书”研究卓著者主要有许慎、班固、郑玄三家。班固、郑玄只对“六书”名目做了厘定……探讨，而许慎则对“六书”理论作出全面阐发：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日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结屈，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妫，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
许慎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六书”理论，而且与班固、郑玄的“六书”次第也不尽相同。班固、郑玄的“六书”次第是“象形”居前，“指事”列后；而许慎的“六书”次第则是“指事”居于象形之前。这并不是一般的理论分歧，而是代表了不同的书法美学观。由于“六书”理论直接指向书法(文字)的艺术本源，因此，对“六书”指事、象形孰前孰后的界定便显示出不同的主体立场。许慎强调“指事”先于“象形”，事实上在于从艺术本源立场论定书法(文字)的造型基础是源于超越自然对象的天人合一的主体经验，而不是对自然本身的被动反映。许慎上述观点在其论述书法(文字)起源问题时也有所显示：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许慎《说文解字·序》
这即是说仓颉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虽然受到自然现象的启迪，但却未将文字沦为自然的机械模拟物，而是“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在文字的结构取象中融入主体的理性体验。
许慎这种对书法本源精神的深刻把握显然源于他的书法主体立场。这可从许慎对“一”的阐释得到明证：“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既是书法(文字)从自然客体中摄取的人心营构之象，也是宇宙本体的显现——道立于一。从书法本源立场而言，“一”是书法形质，精神生发的基础，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文字便是在“一”的基础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而“一”的精神意蕴则更为广大。在易卦中“一”衍变为阴阳二爻，故《周易·系辞》中又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此即“太极生两议”。八卦由这二爻组合而成，表达宇宙人生的种种体验。以此作为文字之起源，即指文字(书法)乃是人对道的体验中产生的，这构成中国书法的人文基础。
许慎书法美学观的理论核心是基于艺术本源的主体精神，这吏得许慎能够洞悉书法艺术本源的真实历史内涵，从而为书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通鉴。基于对书法本体精神的深刻把握，许慎提出了“书者，如也”这一美学命题。这一美学观念是直接奠定在许慎“六书”理论基础上的，可以说是许慎“六书”理论的直观阐释和美学延伸。“书者，如也”并未将书法导向对自然对象的膜拜，而是对书法艺术本源的超自然的主体性质的审美规定，这是一个由天到人，由人复天的转化生成过程。许慎这一美学命题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汉代书法美学思想的自觉，并在书法理论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兴起的“书如其人说”便直接渊源于许慎，并向人格本体审美转化：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小人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苏东坡《论书》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黄庭坚《论书》
到了清代刘熙载更发挥许慎“书者，如也”的美学思想，将其做了集大成的阐释：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刘熙载《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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